中国数学家的小故事(数学家的故事两分钟)原创果壳2021-05-24 14: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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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院士的故事,我们想讲给所有孩子听!
2021年5月22日,真是个黑色的日子。
除了袁隆平先生,还收到了三位老先生离开的消息,他们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中国眼科医学界泰斗夏德昭,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文博专家杨伯达。
借用一句不能更俗的表达:一个时代在渐渐远去。
此前,同事一直期待能邀请袁隆平院士来果壳承办的“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做一场演讲。
今天起,没有机会了。
但我们一直都觉得,袁隆平院士的故事,应该要讲给每一个中国孩子听。“一日三餐,米香弥漫,饱食者当常忆袁公。”
袁隆平做过两个梦。
一个是真实的,叫“禾下乘凉梦”。这个梦的名字,是他特意命名的。细节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描述是:我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后来他把这写进了《我有一个梦》歌词:“我有着一个梦,走在田埂上,它同我一般高。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
一个是期许的,叫“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让增产的粮食至少多养活四五亿人。
他在很多场合下讲过这两个梦。
2013年在武汉大学讲过。听闻他来,原本只能坐300人的礼堂来了2000多人,最后演讲挪到了操场,袁隆平拿着扩音喇叭做了这次演讲。
袁隆平在武汉大学演讲丨凤凰网
2010年,他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讲过。他说,希望杂交水稻能够走向全世界,希望自己90岁时争取杂交水稻亩产能够达到1000公斤。
2013年4月28日,面对习近平总书记,他再次讲起了这两个梦。“在我有生之年,亩产1000公斤我也不满足。我还要向选育第五期、第六期超级杂交稻进军,直到实现‘禾下乘凉梦’。”
2020年11月2日,湖南省衡南县,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当年7月份,已经测得早稻的平均亩产是619.06公斤。
这意味着,袁隆平团队的双季稻亩产突破了1500公斤。
直播画面中,袁隆平连声说“好”。心情如何?“More than excited!”
开心得像个90岁的孩子。
袁隆平的头衔太多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一下子很难分清究竟哪个更厉害。
没关系,你只要记住这句就好了:他为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以及,他开发出的水稻杂交系统,经过千千万万育种工作者的努力,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亩产——也就减少了我们对农田面积的需求。他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环保英雄。
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评价:“袁隆平为中国解决贫困与饥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
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他还给极少数人上了难能可贵的一课,东方农业科学的成就已经超越它的发源地西方各国。”
1986年,在长沙举办的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上,袁隆平作了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提出今后杂交水稻发展的战略构想: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再向“一系法”发展,这样育种程序由繁到简,能节省更多时间和种质资源,加快育种年限。
1991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曾去袁隆平实验室参观,在显微镜下观察了一张水稻无融合生殖材料的胚胎切片材料,说,“只看到一个点。”袁隆平解释,这是一项超前研究,我们希望用水稻无融合生殖材料来固定杂种优势,这样杂交水稻就不需要年年制种了,这就是一系法杂交稻。
其实,即使最开始的“三系”研究,也不容易。
1966年2月,《科学通报》发表了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在这篇论文中,他将水稻的不育性分为三类: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部分雄性不育型。并做了预测: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找到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给水稻带来大幅度的增产。
这篇文章冲击了“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首开杂交水稻研究先河。
这篇论文发布后不久,《科学通报》停刊。
袁隆平表示:真是万幸,赶上了末班车。如果不是赶在停刊前发布,杂交水稻的成功或许会滞后若干年。
2017年,袁隆平在英文报告开场自嘲“I speak broken English(我英语说得很不好)”,但观众的反馈是:流畅,全程几乎未见停顿或错误。
有网友说:“原来他还会说英语?对不起,没有不敬的意思,可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位农民伯伯……”
袁隆平英文很好。这一点,他归功于母亲的影响。小时候,母亲就经常把孩子们围在身边,教他们说英文、给他们讲童话故事。
80岁生日晚会上,他说,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是母亲:
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
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源到重庆,没有您的执著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
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
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英文很好的袁隆平曾调侃太太邓哲“英文不好”,说带太太去伦敦开会,怕她走丢,就给她个写有旅馆地址和电话的牌子,又教她两句英文,一句是,Excuse me sir,一句是 can you help me?
邓哲曾上过袁隆平的遗传育种课,1963年,两人再次相逢时,她在县农业局做技术员。两人闪婚,从此相伴一生。
她一直是他坚定的支持者。“三系杂交水稻”的设想,曾遭到不少怀疑。但邓哲相信这一定会实现,她和袁隆平一起在稻田寻找适合的样本,帮他整理和分析数据。
特殊年代,袁隆平告诉邓哲,要做好分手的准备。她的回复是:大不了跟你一起种田当农民,你照样搞你的杂交水稻。
袁隆平喜欢拉小提琴。2000年2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科学在中国》文艺晚会上,他演奏了李四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行路难》。
1953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刚毕业的袁隆平服从分配,来到湖南安江农校当教师。当地偏僻落后,母亲担心他吃苦。袁隆平安慰她:按照沈从文的说法,那个地方风景和环境都不错,何况我还会拉小提琴。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他去买了把小提琴。
第一年,分配给袁隆平的教学任务不是教农学,而是教俄语。当年的学生回忆:袁老师不那么讲究,有时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当黑板刷。第二年,他才干回本行,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
这些学生是幸运的。他们这位好玩的老师,差一点去当了飞行员。
在西南农学院读大学时,袁隆平有两个遗憾:参加游泳选拔赛,因为腹泻影响了发挥,只拿了第四,只差一名没能入选;想当飞行员,体检都合格了,形势和政策变了:国家需要经济建设,大学生飞行员一律回学校继续读书。
后来袁隆平调侃自己:只好去搞农业科研了。
199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布了小行星通报第35490号,将1996年中科院河北兴隆观测站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国际小行星中心给它的永久编号是8117。
在此之前,这颗星的暂定编号是1996 SD1,SD恰好是汉语水稻的缩写,故此命名为“袁隆平星”(8117 Yuanlongping)。
有天文台请袁隆平去看那颗小行星,他没去。“小行星麻烦呀,会闯祸的,如果直径1公里的小行星撞地球,比几亿吨级的氢弹还厉害。但我的那颗星是循规蹈矩的,不会做出格的事。”
“出格”的事,其实他也做过不少。
他总是发现和别人不一样的角度。老师在课堂上讲故事,说牛顿为了家里的猫进出方便,为大猫打了大洞,为小猫打了小洞。同学们觉得,牛顿做了蠢事,打一个大洞就够了——但袁隆平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不排除两只猫会同时要钻同一个洞,就会打架。
他喜欢提问,爱琢磨“为什么”。数学课上,老师讲到“负负得正”。袁隆平问,为什么会负负得正?老师被问得愣住:你记住这么运算就行了。很多年后,袁隆平见到数学家吴文俊,还提到这件事,说,数学才是科学之母,我初中时问老师为什么负负得正,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年幼时就更不循规蹈矩了。
3岁的时候,他看到祖母抽水烟袋,发出咕噜咕噜的水泡声,就偷偷拿过来抽,被辛辣的烟水呛得难受,慌乱间摔坏了烟袋,被祖母发现,挨了打;看见铁匠经常将铁钉含在嘴里,也学着衔个铁钉,翻跟斗时不小心把钉子吞进了肚子。
这个调皮的袁家次子,1930年9月7日(庚午年农历七月初九)出生于北平(现北京)协和医院。中文系出身的父亲,依照袁家的辈分,结合出生地“北平”,给他起名“隆平”,小名“二毛”。
袁老好像神秘得不得了,难得一见。求见者自是很多,有位人大代表,在长沙住了一个星期,想见袁隆平。袁隆平说,我和他好像没什么关系嘛。
但若是和水稻、和农业有关的人来求见,容易。山西农业从业者潘西洋曾见过他很多次,在袁隆平的办公室,或者袁家。助手叮嘱潘,谈话控制在10分钟内啊。只是一说起肥料、土壤改良、水稻倒伏、食品安全这些话题,袁隆平的谈兴收不住,最后聊了半个多小时。
他又好像无所不在,在科学家这个群体中,属于少有的“出圈者”。他的出生证明显示接生者是“林巧稚”——都足以引发一个热搜。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很多充满善意调侃的“袁隆平梗图”。比如,曾有一个广泛传播的梗:“你管我,我吃你家大米啦?”有个“神最右”回复,放出了袁隆平的照片:“还真是吃过他家大米。”
他曾说,现在找我签名、照相的都是大学生、年轻人,说明社会对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尊重。我感到与过去不同的是:科学家与艺术家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尊重,崇拜科学家和艺术家,这是好现象。
袁隆平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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