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双十是什么节日（华为台湾双十事件）
1983年3月的某个深夜，正是春寒料峭时分，从长春开来天津的182次列车刚刚进站，火车刚刚停稳，还在吐着热汽，几个穿着制服的民警便跳上了列车。很快，一个胖子就被戴着手铐，押了下来，直接押入早已停在站台上的警车，直接开往了天津市公安局预审处。
预审室里，刚才那个胖子耷拉着脑袋，还来不及负隅顽抗，便在警方出示的一系列证据前一五一十地供述了起来。这个胖子正是台湾特务机构派遣在天津，所谓“天津特务工作站”站长姜炳琨，化名王平。
(相关资料图)
时间倒回到1981年的6月，天津和平区粮管站职工姜炳琨以探亲的名义（其兄姜秉玉在日本定居）来到了日本东京。虽然，他已经年届50，且无一技之长，但那时候东京的摩天大楼，新宿的灯火璀璨深深吸引了他。然而，一无钱，二无长期居住证的他只能望洋兴叹。
八十年代东京
他将自己的“苦恼”倾诉给了自己的亲哥，姜秉玉听了后，便带他去见了自己的“老朋友”，有路子的“王先生”。这一介绍，将自己的亲弟弟送上了不归路。
“王先生”名叫王继贤，是台湾特务组织“大陆工作会”派驻在“东京站”的一名资深特务。他的上级，也就是“东京站”的站长，叫李发枝，化名“赵先生”。根据事后描述，身材矮胖，秃顶，约莫六十岁左右。就是这个李发枝和王继贤了解了姜炳琨的背景情况，并且得知了他的诉求后，决定发展其加入台湾特务组织。
东京的某家日料馆的包间里，姜炳琨和李，王二人见上了面，不出意料，李发枝和王继贤还未展开所谓的“心战”，姜炳琨已经表示愿意加入特务组织，但必须保证他以后能够在日本东京定居，并且荣华富贵。
八十年代东京
“赵先生”一口答应，当场封官许愿，封姜炳琨为“大陆工作会天津工作站站长”，少将军衔（这也就是嘴上一说），工作名：王平。给出的条件是：只需要姜炳琨在东京接受特务训练后，回到天津长期潜伏，以天津为中心，发展和完善“天津工作站”，收集大陆尤其是中心城市京津沪的各类情报，随时等待接受任务。只要在天津潜伏两年，便保证其能在日本长期居留，并且还能以“党国潜伏英雄”的身份去台湾参加“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国民党以此为中华民国建国日）。并且还许诺姜炳琨回国以后将通过其兄姜秉玉每个月给他寄人民币100元，而发展一个“工作站”成员，中等文化的，可奖励2000元；高等文化的，可奖励3000元。这在八十年代初期，算得上是巨款了。姜炳琨听后，不仅未来的花花岁月唾手可得，他居然还成为了“将军”，立马一口答应了“赵先生”的所有条件。为了“即将到来”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姜炳琨决心走进黑暗世界。
在见面后的第二天，“赵先生”和“王先生”就带姜炳琨来到东京某宾馆六楼一间房内，姜炳琨在李发枝（赵先生）的指导下，填写自愿加入国民党的表格，完成了在“青天白日旗”下的宣誓拍照流程。正式成为了李发枝手下的一名台湾特务。
此后半个月里，就在这间房间内，姜炳琨接受了特务的基础训练，主要是意识形态灌输、密写方法，联络暗语等等。所有的内容只允许脑子强行记忆，并且反复问答，直到对答如流为止。而其中有个可笑的插曲，李发枝在训练期间，让姜炳琨以“天津工作站”的名义抄写了三封“贺信”交给李发枝，落款年月分别是1982，1983，1984年的9月20日。后来，王继贤告诉姜炳琨，这就是李发枝为了每年双十节前向台湾上峰邀赏，以示自己工作成绩的糊弄之作。可想而知吧就。李发枝还和姜炳琨讨论了可能发展的组织人员名单，姜炳琨将自己熟悉的一些臭气相投的狐朋狗友的名字写了下来，并编好代号，交给李发枝保存。如果发展成一个，就以写家信的方式联络，只需要在信尾做好数字记录就行。
在日本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姜炳琨要回国了，也是他作为台湾正式派遣特务潜伏回大陆的日子。李发枝给了他活动经费（一万余元人民币）以及一张东京飞上海的机票，他启程了。
在回国前，姜炳琨已经告知了他在国内的姘头王洁，让她去上海接他。王洁当时是上海天马服装厂女工，母亲住在天津，有家室，36岁。1980年王洁去天津探望母亲，巧遇了姜炳琨，得知他马上要去日本，便心甘情愿地混在了一起，是因为共同想着过不劳而获醉生梦死的日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没好好上班，开病假单跑单帮（就是长途带货去异地作买卖），社会上一些流氓手段很精通。
两人如愿地在虹桥机场见了面，王洁看见姜炳琨带给她的日本货，心花怒放。而姜炳琨则直接告诉她，他已经加入了台湾特务组织，带回来的所有好东西都是“组织经费”购买的。王洁看着眼前“进口货”，早已将廉耻和国法抛在脑后，主动要求也加入“天津工作站”，这也本来是姜炳琨与李发枝约定发展的第一号对象，如此顺利。在以后，姜炳琨得到李发枝的批准，王洁成为了“天津工作站站上海妇运会”负责人，在其特务组织代号：02。
有时候，人财迷心窍了，智商归零，作为长期潜伏特务（或者客气点说是特工）需要的技能又岂是像姜炳琨之流所能掌握的，当然，他本身也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利欲熏心的他回到天津更是大力发展手下人员，他的表侄岳某（时为天津九十中教师，却长时间泡病假不上班）、段夫妇很快被他所描绘的在日本的“好日子”，及被姜炳琨许诺可以去日本所吸引，也被吸收进了“天津工作站”，岳某成为了所谓“天津学运组”负责人，代号：08；老婆段某成为这个学运组的副手，代号：24。姜炳琨多年的老友沈梦信，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就这一点被姜炳琨拿住弱点，成为了他“天津工运组”负责人，代号：01。
八十年代天津
就这样的特务组织今天看来很可笑，然而，回到那时的环境，的确，出国赚钱曾经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梦想，所谓当局者迷吧。姜炳琨就这样在其“志趣相投”者中不断地完善他的“天津工作站”。他在天津还有一个姘头，是他老单位和平区粮管站的同事，叫孟燕琨，平日里就见钱眼开，她的丈夫刘铸年正好犯事了，贪污了单位钱，手上没钱补窟窿。姜炳琨“雪中送炭”给了300元，算是救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投桃报李，听说参加特务组织有钱赚，这对夫妇也成了姜炳琨的“属下”。孟燕琨变成了“天津妇运组”的头，她的丈夫成了“交通组”的负责人。
而这个乌合之众构成的“天津工作站”的接头和工作点就设在其侄女姜培萍（其兄姜秉玉之女）家中，不用说，这个侄女也成为了他的“特务马仔”。
八十年代天津
看起来一帆风顺，姜炳琨也多次用带回来的密写药水写信向远在东京的李发枝汇报组织进展情况，包括编写一些国内所谓的“各类情况”，并且不断索要经费。根据李发枝的教授，他的密信要么托人带出境，要么就是坐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发出。此外，在平时不断小恩小惠的基础上，他对发展进来的那些所谓“负责人”一再强调纪律，并且编好了万一失手被抓后的对应口供。
天津老照片，南开大学门口
就今天的话说，这一切都没diao用。因为在那个年月，虽然中国人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震荡岁月，但防特的意识可是远甚今天。就在姜炳琨回国后没多久的1982年春，他种种的异常举动，招摇过市，甚至在酒后流露出“回国是带有特殊任务的”等言语，早被街坊揭发（那时候还不叫举报，叫检举揭发）汇报到了公安局。
天津反特部门对其采取了侦察手段，确认了其已经投靠了台湾特务组织，并且，已经形成了潜伏特务情报网的架构。经过一年的时间，证据齐备，决定收网。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在抓捕姜炳琨的同时，他的姘头王洁也正从上海坐火车赴天津，一方面来接受上峰指示，另一方面也和老头儿亲热亲热，再带回去点钱财，可是，在出站的同时，一张逮捕令出现在了她眼前。
当然，同步在天津执行的抓捕行动中，那几个所谓的“负责人”-岳、段、沈、孟、刘及姜培萍被一并抓获。
这个成立了一年多的台湾“大陆工作会”“天津工作站”从开始，一举一动都在反特人员的视线里，还没把黄粱美梦做醒，就被一举荡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