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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从法国大革命看罗伯斯庇尔)
说到罗伯斯庇尔，作者想到了流传在他身上的一个幽默的历史事实:
【资料图】
相传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上台后短短几个月就将数千人推上了断头台。最有名的是路易十六的国王，不知道是不是风水轮流转。后来“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及其党羽被捕，也被推上断头台。在他的墓碑上，幽默的人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墓志铭:
“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路人，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因为如果我活着，你们都不会活着。”
一提到罗伯斯庇尔，就说他是独裁者，是狂热分子。这样片面的认知，其实对我们解读这个人物是非常不利的。
仔细考察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生涯，无论是在他对人民的演讲中，还是在议会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特质，他绝对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激进或狂热。恰恰相反，其实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极度理性和极度自我克制的。
在他完全成为共和党人之前，他在制宪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否决条款”，规定“本届会议结束后，制宪会议所有成员四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这给了他民主的保证。同样，罗伯斯庇尔也从来不像一个独裁者。他曾经对他家门前的 *** 群众说:“为什么给我？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给了我好像我有无限的权力。”他所秉持的是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我不是在说粉饰罗伯斯庇尔背后的恐怖统治。他在位期间，将数千人送上断头台，无疑是 *** 裸的恐怖统治。
但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应该看到，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言人，他自然害怕人民的力量。然而矛盾在于他认为革命成果的巩固必须依靠巴黎人民，所以他必须和他们打交道。作为处理和消除人们焦虑的方法，他曾反复强调以德育人。但在大革命的短时间内，道德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最后他不可避免地滑向高压恐怖统治。
学者威廉·道尔(William Doyle)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问题在于他从未建立起英美政党制度，导致政治生活混乱。事实上，从大革命开始，革命者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政党”这个概念——比如吉伦特省的优优资源网就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政党。
当时，他们把聚会视为一种侮辱。这背后的根源来自太阳国王路易十四的时代，不同于英国封建领主享有的自由。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代开始，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路易十四甚至自称太阳王，牢牢掌握着国家的权威。
所以在法国的制度中，从来没有像大 *** 这样的贵族对国王权力的限制，更不用说英国的议会传统了。就连与英国议会大相径庭的三级代表会议，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也有一百多年没有召开过了。我们可以说，把三级会议作为代表方案，反映了法国议会传统的缺失。
与此同时，在法国形成了另一种政治话语权空，即民间自发的政治团体。在这种俱乐部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精英宣扬启蒙，评论公共政治。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样，他们不时举行辩论，形成自己的一套舆论。到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后期，随着君 *** 威的逐渐下降，民意逐渐成为 *** 政策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基石，连国王也不得不提防民意。
精英们讲着启蒙精神的价值观:自由、平等、理性、法治，在民间社会团体中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君主立宪派和民主共和派争吵不休，但都希望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相信国家和民族会被重塑，人会真诚透明。
与英国议会中通常由精英阶层就是否实施具体政策而展开的激烈辩论不同，在法国，人们关注的是在共同的价值诉求上建立一个大的政治架构，而从来不会因为现实而来到徐图进行改善。人们试图立即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框架。所以，如果说英国革命不得不向自己的历史传统妥协，把新酒装在旧瓶子里，那么法国革命则是基于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在真诚透明的社会关系上重建一个以启蒙价值观为主导的全新共同体。
基于这种思想，革命者认为普遍的真诚和美德是可以实现的，政党只会因为各自的私利而分裂这个共同体。所以罗伯斯庇尔人有着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坚信启蒙思想中的普世价值一定是未来共同体的磐石。
然而，这里有一个悖论:对共同价值观的追求加剧了人们对潜在政党的敌意，而为了在这种敌意中生存，他们不得不在群体中寻求庇护，不自觉地开始不宽容。最后，另一个事实上的政党形成了——如果没有罗伯斯庇尔的指控，吉伦特就永远不会走到一起。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政党在价值上是不正当的，再加上法国议会缺乏政党的传统。已经失去秩序和规则的政党之间的冲突无法创造 *** ，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混乱。所以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悖论是，作为共和国，他天然地 *** 了作为共和国根基的政党政治。
此外，不同于封闭的议会辩论，为了获得支持者，政治团体的言论文化必须是开放的，更加贴近民众，这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下移的过程。
随着革命的推进，人们逐渐萌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个充满争议的意识形态熔炉中开始了自己的革命诉求。传统的阁楼式贵族政治无法控制革命局面，杨妃学派的迅速衰落很大程度上与俱乐部文化有关。他们信奉君主立宪制和精英政治，在1791年仍然选择私人聚会而不是公开演讲，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雅各宾俱乐部。无论是政治观点还是宣传形式，他们
然而，大众的广泛民主所造成的不可收拾的混乱最终引起了罗伯斯庇尔的关注。为了遏制这种恐怖，罗伯斯庇尔开始倡导美德。收效甚微后，他选择用恐怖手段制裁。最后他疯了，他自己似乎也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在被送上断头台前两个月的一次演讲中，罗伯斯庇尔激动而紧张地说:
“我是法国人，也是你们的代表！哦，高贵的人们！请接受我自己的牺牲！出生在你们之间是多么幸福啊！为你的安康而死会更幸福！”
所以在我看来，罗伯斯庇尔本身就是大革命中更大的悲剧:一个公认的清廉之人，一个在1791年否决了自己的议员，也许是最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但最终制造了恐怖。
当然，罗伯斯庇尔的悲剧命运并不意味着这种法国政治文化是失败的。相反，他创造了基于公众参与的共和传统，这也是英国传统所缺失的。从此，政治不仅属于国王、贵族甚至革命领袖，也属于公民。
1789年，群众上街讨饭，1795年，妇女高呼“我们要面包，要1793年宪法”，人们的政治觉悟开始启蒙。从此启蒙价值深入人心，国王的命令没有议会的认可是不能发布的。贵族对公共财产的侵占只会激起更多的革命。新生的法兰西民族不仅属于资产阶级，而且属于全体公民。革命精英走上街头，以他们的政治观点获得舆论的支持。
共和党人相信这些理想，并顽固地推广它们，不仅因为它们吸引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还因为它们为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希望。他们继承了古希腊罗马广泛政治参与的民主理想，并以更完善的方式为其披上了新的外衣，即民主选举、广泛的责任感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暂时的失败掩盖不了长期意识形态胜利的光芒。
我不禁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总结的一个根本真理:“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
我们可以预见，民主自由的启蒙思想将随着大革命的进程在欧洲掀起一场无与伦比的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