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技术政策”网站9月23日文章，原题：从竞争到合作：美中接触能否克服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地缘政治障碍?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AI)治理方面的合作仍处于十字路口。两国在争夺新兴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的同时，也认识到迫切需要合作应对人工智能的全球性、跨界挑战。作为两个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美国和中国不仅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能力，还拥有塑造未来人工智能治理所需的财政和政治影响力。然而，由国家安全关切、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竞争，使建立有凝聚力的全球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正是在这种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开始表现出对接触的谨慎开放态度，这体现在它们最近对联合国决议的支持以及对重要国际对话的日益参与——表明在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上，两国可能会转向更具建设性的合作。
7月，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得到包括美国在内140多国的联署。这让人们看到一线希望。3月，中国支持了美国牵头的“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决议。这两个决议强调的问题大致相同，如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力建设、社会经济发展、防范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等。在管理人工智能方面，这两项决议都重申了开展国际合作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磋商的必要性，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制定和使用有效的、国际上可互操作的保障措施、做法和标准”。
上述两项决议通过之前，中美两国在多个论坛上进行了更频繁的接触。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提供了互相支持。例如，双方在去年11月的英国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走到一起，所有与会国一致通过了《布莱奇利宣言》。
除了政府层面的双边接触外，两国非正式对话也显著增加。这些非正式渠道为更加公开和坦诚地解决具体政治问题提供了灵活性。非正式接触的增加也超越了中美关系，反映中国与西方之间互动的增加。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安全状况春季报告》强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加强接触，表明在地缘政治盘算中，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就合作监管人工智能的跨界性质达成了更广泛的共识。
不过，尽管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最近的接触并非没有局限性，这可能会对建立真正有效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构成重大障碍。看一下联合国决议就知道，它们显然是基于非政治性基础，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在社会、经济和公共领域的广泛应用。但是，这些决议并未涉及实际问题，可能会像其他联合国决议一样被忽视。例如，这两项决议都没有触及“为军事目的开发或使用人工智能”。
此外，中美两国治理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尽相同。在日内瓦的双边会谈中，中方提出了“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限制打压”问题，而美方则强调了中国滥用人工智能的风险。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表示，“反对利用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恶意阻断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最近的接触也可能被视为基于短期利益计算的协议，以达到公关目的，因此不能说是真正有力的国际合作和解决方案前奏。
不过，最近的对话是真正迈出人工智能治理的开创性一步，抑或仅仅是为宣传和短期利益而做的表面文章，需要时间来回答，也需要结合下一步的合作来解读。
在大国通过贸易限制、制裁和减少国际问题对话的今天，美中的加强接触反驳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中心论”，后者认为美国和中国会为了各自目的胁迫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讨论，或者仅仅为了公关而宣传赞同的建议。中美两国都必须承认，人工智能不存在物理分隔，而是需要全球努力来规范这场看似永无休止的技术统治战争。未来数月和数年将是决定美中两国能否超越分歧、塑造人工智能未来的关键时期。(作者纳扬·钱德拉·米什拉，乔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