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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女孩在北京(一个外国女孩在北京当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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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玛·昆萨热斯·布依从小就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在西班牙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她想尽办法收集关于中国的一切，包括历史，小说，甚至武术。没有教中文的机构，她就去中餐馆跟老板学。
大学时，她选择了拉丁美洲史作为专业，因为老师告诉她，以后会把亚非纳入其中，成为亚非拉的一个大系。结果毕业的时候没有学中文。于是在1979年，她成为中国之一批留学生，来到北京语言文化学院系统学习汉语，开始了她在中国长达40年的生活。
1983年，依玛出任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2006年出任塞万提斯学院北京分院院长。40多年来，她成为中西文化使者，不仅把西班牙文化传播到中国，还做了很多把中国文化承载到西班牙的事情，比如策划组织了“来自东方国度:中国艺术先锋”和“盛宴、仪式与庆典:上海博物馆古代青铜器”两个展览。
此外，她还撰写了许多关于西班牙语在中国的发展、两国文化和教育的不同方面的文章，并多年来获得了中国和西班牙语国家机构的许多奖项。这一年，她卸任北京分馆馆长，开始担任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馆长。几天前，因为她的杰出工作，西班牙 *** 授予她国家成就十字勋章，并在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举行了仪式。
在依玛看来，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80年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她在西班牙为乐队表演并为艺术家举办展览。她有兴趣帮助这些有才华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关于西班牙语和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她觉得有进步，但也有一些不满。“西班牙语怎么会是小语种？”未来，她希望扭转中国社会的这种误解。
西班牙驻华大使Rafael Dezcallar向义马颁发了奖章。本文部分图片由一马提供。
[对话]
表演和举办展览很有趣，我也想帮助中国的艺术家。
报纸:你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依玛:我从1979年开始在北京语言文化学院学习，然后在80年代初考入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之后一直在中国。
《华尔街日报》:你是如何对中文和中国感兴趣的？
义马: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十几岁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些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书，比如赛珍珠的小说，林语堂的作品，我就想，哇，这个国家真了不起。我必须在那个国家生活和体验它。
所以我开始学中文。但当时在西班牙，很难找到学习中文的地方。没有大学教中文，没有专业，也没有孔子学院。完全是自学的，跟中餐厅的老板学的。
报纸:当你到达中国的时候，你发现它和你期望的一样吗？
易:刚改革开放，大家都很谨慎小心。而且那时候中国经济还没那么发达，很难社交，几乎是两个世界的人。因此，很难有机会与中国人正常交流。只能和其他留学生一起玩，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好玩。
义马市
报纸:什么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义马:1987年和1988年开始不一样了。文化艺术活动逐渐增多。在各种音乐会和艺术展览中爆发了许多新思想。艺术家都是外地来北京的，以为那里机会多，会在外国人公寓搞一些艺术活动，比如“外国沙龙”。
报纸:许多人都在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繁荣。你真的见证了这个时期，而且是从他者的角度。
男:对大家来说都是好时候。
报纸:你好像组织过类似的活动。好像你曾经在日坛公园为崔健的乐队举办专场演出？
易:不是一次，是很多次，1986年，1987年，1988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夏天日坛公园有个舞台，我们就包下来，搞个乐队演出，然后卖票，十块钱一张，钱全部给乐队。
报纸:十美元在当时并不便宜。
一马:很多人买，主要是外国人，国内也有人愿意掏钱买。很多人走后门。我们冬天在马克西姆餐厅做，门票比这个贵。夏天在日坛公园。
报纸:作为一个外国人，你为什么会想到为中国乐队举办一场活动？
m:和杨沙龙的原则一样。那时候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都没有画廊，没有音乐酒吧，没有艺术家，没有有想法的人。没有地方玩耍和展示。所以我们想给他们提供一些机会和平台，我们自己也觉得好玩和兴奋。
《华尔街日报》:你是如何认识崔健的乐队的？
义马:冬天去马克西姆，我遇到了她。我老公是搞音乐的！
报纸:刘晓松先生，中国最著名的鼓手之一。
是的，他今天在这里。他以前从来不参加我的活动，但是今天我说你一定要来。
报纸:你们在日坛公园活动之前就认识了。
是的，我们大约从1984年就认识了。我们相爱了。其实我不应该这么说。你可以以后问他。后来我帮他去西班牙留学，在那里学了两年拉丁打击乐和鼓。回来后认识了崔健和刘源，大家都认识了。其实这个圈子很小。
报纸:作为一个情人，你帮助他出国留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1995年，你策划了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展览，在巴塞罗那展出。这是怎么回事？
易:哈哈，你真的做了很多研究。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很喜欢这个(艺术)，我觉得很多中国的艺术家都很有才华。当时西班牙人对中国真的不太了解，所以没有机会。有一次，巴塞罗那的一个官员去北京，我跟他谈了一个展览，他很兴奋。我为他做了一个计划，邀请了35位艺术家，包括徐炳、曾梵志、方力钧、张晓刚等等。反正现在里面有无数的当代艺术家。
报纸:我们可以想象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或者在巴塞罗那举办展览的困难。你这样做的想法是什么？
易:一方面，很多人是朋友，我想帮助他们。我之前说过，虽然已经是1995年了，也有人办过个展，香港的很多画廊也来过，但是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愉快，也有画廊把自己的画拿走了，所以就没有了。内地画廊很少，几乎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来说，他们其实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另一方面，我也想让西班牙人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和中国的当代艺术。
记者:你还翻译了样板戏《红灯记》？
易:那只是为了好玩，还没有发表。
论文:虽然还没有发表，但还是能看出你对它的兴趣。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字？
易:哦，对了。当时西班牙人对中国的兴趣和认识和我小时候不可同日而语。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有一群汉学家，想搞一个和中国有关的活动，于是搞了一个戏剧节，表演京剧等等。他们让我翻译一个，我说，我们选一个样板戏吧，因为一是其他人都翻译过各个年代的牡丹亭，明清的，二是翻译《红灯记》难度没那么大。
西班牙语不是小语种，诺贝尔奖在西班牙语世界是有争议的。
义马市
论文:你为什么选择塞万提斯作为学院的名字？他是西班牙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吗？
易: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被誉为之一部现代小说。因此，当我们的创始人在1991年建立研究所时，他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当然，西班牙文化中有很多重要的符号，比如毕加索，但也许与语言有关的更大的是塞万提斯。
报纸:那么其他非西班牙籍的西班牙作家呢，比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吕·萨？你怎么想呢?他们会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吗？
义马:很接近。毕竟我们是同一种语言，虽然不同国家的语言可能略有不同。很多拉美作家都在西班牙出版社出版作品，比如Mackels和Lue Sa都曾在巴塞罗那和西班牙生活过，交流非常密切。
论文:所以他们获得了一些成就，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你会很高兴。
当然，看看我们的塞万提斯图书馆。都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获得塞万提斯奖的作家。众所周知，塞万提斯奖是西班牙文学的更高奖项。
本刊:正如你所看到的，中国人民对诺贝尔文学奖有着极大的热情。西班牙人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一马:有很多说法。很多人等了一辈子，很重视，但也有人全盘否定，觉得很不公平。像博尔赫斯这样的大作家从来没有拿过，他很生气，不明白诺贝尔奖的标准在哪里。
但是西班牙的出版商和大众其实和中国的一样。作家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出版商就会蜂拥而至，大众也会立刻购买，比如莫言。不过听说莫言的作品由西班牙一家小出版社 *** ，确实很有见地。而且，莫言也很好。他没有像某些作家那样马上换到大出版社，还是交了。
《华尔街日报》:除了莫言，还有其他作家在西班牙很受欢迎吗？
一马:对，比如阎连科每年都在出书。邱小龙，余华，麦家都很红。
《华尔街日报》:所以现在两国之间的理解与你之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时有很大不同。
义马:完全不一样。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汉学专业，古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有很多好的翻译。
《华尔街日报》:您认为自从您担任塞万提斯北京分公司的总裁以来，中国人对西班牙的了解有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易: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为我还是能听到很多人说西班牙语是小语种。我的天，有超过4亿人把西班牙语作为母语，23个国家和地区是官方语言。怎么会是小语种呢？但是社会上还是有这种误解，包括你看了很多培训机构的广告，还在说小语种。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打破这种误解。
现在好的一点是，中国出版社每年都花大力气引进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很多最新的作品，青年作家。但是电影，美术等方面比较差。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